日期：1959-7-11 作者：华中工学院机制三年级学生, 张治水
华中工学院机制三年级学生、张治水【和彭德怀同时上书的张治水是个青年团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考上大学。他身处底层，“看见大跃进带来的萧条景象以及各种议论”，感到忧心忡忡。他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含泪述说他们农村粮食已经没有了，她几天未吃饱，乳汁断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张治水见她向邻座乞讨饼食的情景，“我的心酸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其根源在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出了问题，在于左的思想在统治着一切”。于是他“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寄党中央，另外抄了一份交党支部转送上级党组织。
庐山会议后，在席卷全国的“反右倾”高潮中，张治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作为“小彭德怀”，成为武汉地区一个重点对象。湖北省委秘书长亲自到华中工学院去召开全院批判大会。自此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和“辩论会”，不知进行了多少场。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生与死的决斗。”此后他决心活下去：“我有老母有妻子有儿子，为了他们我应该活下去，否则他们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家属，我不能害他们。”而且他“相信历史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终于挺过来了。
这一“挺”就是20年。不但他自己因为背着“政治问题”的黑锅，被打入“另册”，到处遭歧视，连他的儿女也都受到株连，想参军或入团都不可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治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重见天日。
张治水在大学是学机械的。平反后，在一个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得以发挥所长。张治水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彭德怀的信，应该说对庐山会议的讨论和决策，极有参考价值。】
党在58年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呢？首先是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事物的发展是平衡的，互有内在联系。强调一点忽视其它，就会彼此失顾，以致影响主要的。这就是党在58年所犯的主要错误。
我们知道在1100万吨钢中，其中优质钢占900多万吨，土钢只占200多万吨，这200多 万吨土钢，几乎动员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力量，花的本钱就更加无法计算了，这种全国总动员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仅仅为了炼钢，却来了个全民运动，机关停 止办公了，学校停课了，一些服务性行业半停止营业了，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其结果是钢铁的供应紧张并没有得到缓和，而促使其它各项物质供应 紧张。有人说完不成1070（万吨钢）在国际上影响不好，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我们应比较一下，国际友人来到我们国家，看到饭店里没有饭卖，市场里各项物质都缺乏，人们过着半饱的生活，哪一个影响大呢？
祖国已经解放十年了，建设一年年增长着，生活却下降了，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等等。有的说我现在最高的欲望就是能吃顿饱饭；有的说现在最幸福的人就是炊事 员；有的说共产党是幻想家，去年还说种一年田打一年篮球，粮食吃不了酿酒喝，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等等。物质到哪里去了呢？只要给去年的钢铁算算账，就会发现 我们失了多大的血本呵。就拿我们这里来说吧，二百多人，日夜苦战了一个多星期，总共炼了一百多斤铁，拿每人每天一元工资计算，光工资成本就二千多元，再加 上木材、矿石、焦炭，平均每斤铁的成本不下于二十元，而生铁的售价也只二角钱一斤！一般的土炉子从捣观音土到烘炉至少也得四五天，寿命往往只有一天，炼铁 数百斤，有的几个钟头就坏了，斤铁未出。既然是搞经济建设，我们就必须考虑它的经济效果，更何况我们是一个穷国。我们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觉这种作法 的幼稚可笑，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竟全民都去搞起14世纪的玩意儿，并且还频频不烦地去作着种种愚蠢的试验。
让我们再算另一笔账，由于投资过大，施工过多，去冬至今很多工厂企业建筑公司，因原料不足形成半停工状态，而工人的工资还是要照发，设备大量地被积压着，这又是多大的浪费！看来多快好省的口号也应改为省、快、多、好了，贪多嚼不烂有什么用。
党内滋长着一种骄傲情绪，不愿听听反面的意见。譬如，去年有人提出过，这样办钢铁不合算，要亏本；也有人提出过这样搞会破坏平衡。党不但没有接受这种善意的意见，反而给加上一顶“算账派”、“保守主义”的帽子，批判一顿。当善意的意见被拒绝了，只好观潮了。
产生错误的另一原因，就是我们党不愿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没有认真深刻地去总结它。56年假如我们不是用简单的反冒进的作法，而是更深刻地冷静地去总结产生不平衡的原因，也就不会犯下58年的错误。因此今后每一年我们都应专门地去总结一下错误和缺点，成绩谈漏了也不要紧，这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好处。
去年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提出了“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有原则性错误的口号。这样一个口号会束缚青年人的思想，也是始终没有为广大群众内心所接受的。
“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也没有提出的必要。反右以后，党在高等学校和各个部门已经是绝对领导了，一些担任领导的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人士，已经不敢再大胆说话了，我们又何必把口号提得过左呢？
据说在政法系统提出过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口号！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和群众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我们却向群众提出作党的驯服工具；右 派分子攻击我们是党天下，而我们却提出党的绝对领导；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国法，我们却提出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不叫做不打自招么！！！
由于我们对待不同的意见，一味采取批判的办法，也由于我们把一些口号提得过左，这种假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只要背后仔细观察，就会听到一些轻轻的埋怨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声。而这种声音作为党的干部是再也听不到了，这说明我们党是走着一条脱离群众的多么危险的道路！！！
这种假象不但严重地在群众中存在着，甚至在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也存在着，甚至刮得我们的老舵手毛主席也有点掌不住舵了。我们党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整 风，但不能再用自上而下批判的办法，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坐下来谈一谈，摆事实说道理，不同的意见可以和平共处。党也应该找党外一些人谈谈心，对于那些做 错了的地方或不够的地方，应大胆承认错误。
为什么解放以来几乎没有看到高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创造呢？要设身处地想一想，解放以来，几乎每次大的运动都把他们打击和批判一顿，这样做使他们有苦说不出，特别是拔白旗后，大多数老教师走路都抬不起头。
知识分子看问题比较敏感也比较深刻，说话也比较慎重，比较客观。应该看到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由于不听正直知识分子的忠告而倾于崩亡。我们不应该只愿听赞扬声，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不会过多地去歌功颂德。
人们为什么对曹操那样感兴趣，因为曹操是历史人物，说错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是学术问题。对现实问题谁也不敢谈，唯恐犯错误。写文章的人一致称赞曹操的用人唯才，不分阶层，我想或许有些暗示，只是不便说罢了。
近来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时的确有忽视才的倾向，或者认为学识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听党的话就行了。无产阶级不应当害怕敢于提出反面意见的人。德的标准不应当就是听话。
对于在学术上出现的唯心主义，我们不应一棒子打死，这对于我们追求真理是有利的。假如唯心论者提出的道理，唯物论者无法说服时，就会促使唯物论者去寻找 更充分的科学根据；假如唯物论者根本就无法说服唯心论者，也许唯心论者就是不自觉的唯物论者。历史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牛顿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 的成就，黑格尔在哲学上的造诣，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允许这种矛盾的存在。假如没有人提出错误的假设，恐怕真理也就不会存在了。
解放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正面教育，表面上看来很好，但会产生一种危险的麻痹作用，一个没有闻过臭味的人也辨别不出香味。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人 物都是读了许多的书，包括好的和坏的。在他的脑子里也是作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思考，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真理。因此我们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就应 该研究如何采用适当的方式在青年中进行若干反面教育，启发学生去独立思考，敢于对一切问题产生怀疑，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而现在的情况是：一种人有意见埋 在心里不说，另一种人根本不敢去想。
人民公社也是在去年一股风下办起来的，既未经过试验，也未经过充分酝酿，不足月的产儿往往是很难活下去的。我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经济的解体，而这 种解体还是我们用土改的办法，促使它完成的。由初级社升高级社，这已经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再要组织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就必然产生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严重脱节现象，从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将来的事实将会说明这一点的，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付怪胎，不如早点打掉它。
和部队复员转业的战友们闲谈，都有一种感觉，认为在地方还不如在部队自由，为什么部队的组织纪律那样严格，反而会感到自由些呢？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空气。
人们现在不但感到物质生活紧了，政治生活也感到紧了，谁要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发了几句牢骚，就要受批判，或者拿到大会上去辩论。党应该使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一天天更加美好自由。
去年中央和地方都组织了检查团，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现呢？主要是犯了高高在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检查团来到三天之前，就忙得团团转，到处搞得漂漂亮亮，似乎不是检查团来检查工作，倒像是欢迎参观团来参观，有虚假也就无法看出来。
人们喜欢能看一部好的电影，可是往往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千篇一律，不能给人艺术的感染。
走到车间工地，看到的是“鼓足干劲争上游”的大幅标语口号，走到俱乐部也是类似的东西，打开报章杂志也不例外，使人感到生活太单调。打开诗刊，竟看不到 一首情诗，有也是翻译外国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这样下去三百年后的人会感到奇怪：难道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一天到晚搞建设，连爱情也不谈了，友情也没有了？
听个别领导同志的口气，十年大庆的隆重要和苏联四十周年媲美，运动会的规模要超过奥林匹克，脑子太热了，应该冷静一点。
为大庆花太多的钱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踏踏实实会过日子的国家，新中国也还要活下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百年大庆时再隆重搞一下，也未尝不可。
我们总喜欢采用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农民把它叫做打摆子忽冷忽热，显然这是一种不好的工作方法，使人感到忽东忽西，晕头转向。原因是我们不能随时随地主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一直等到矛盾突出以后，才来集中全力解决一下，这种工作方法非常被动。
去年我们过分强调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投降，这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股风下，工厂的计件工资全部取消了，我们的按劳分配不是做得过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假如政治工作不是以经济作基础，政治口号不是和物质刺激相配 合，我们的口号将变成空洞的口号。事实上群众对政治挂帅、大跃进等口号已经不那样感兴趣了。我们不能永远靠一股风来进行工作。
对待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教学革命），我们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强词夺理，而不是真正采取自由辩论的办法，这种愚蠢的办法，结果是怎样呢？大家都学聪明了，谁也不说心里话了，被批判的人表面上看来很听话，可是心里谁也不服，有的消沉了，有的在感情上与党距离更远了。
怎样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革命也是走了个极端，要学生编教材。往往是刚学过的功课，甚至还未十分理解它就要去编讲义，那当然只得东抄一段，西录一段，或者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实际例子搬到讲义上。
亲爱的党，在教学革命中我被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斗了一顿，我的心一直很沉痛。起初我认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也许真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后来和一些 拔白旗的人相逢，个个都唉声叹气，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看见一些老教师也都那样萎靡。我想为什么都会这样呢，越想越不对头，一种强烈的战士感责备我， 当我们党几乎听不见什么反面意见时，作为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因此整整写了一个半月。最近病了，医生劝我休息，我还是坚持把 它写完，
无论从我的年龄、知识和地位来说，我都不应该夸这样大的口，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我想党会原谅我的冒昧的。即使全篇文章都是错的也好，我愿作 一个探测真理的尖兵，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点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华中工学院机制三年级学生 张治水（195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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